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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平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，虽然比不上那些左右逢源的同仁们，但也慢慢尝到了一点儿当官的甜。这不，自从当上了副镇长，逢年过节的，就有不少送来烟酒礼品之类，开始，杨平还觉得蛮不好意思的，明明是家拥有的东西，怎么能就这样占为已有呢？可来者之恳切，推又推不掉，“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”杨平很感为难，便想着法儿给别回赠点礼物意思意思。再后来，每逢小孩升学、老生病，便会有试着送点礼金来，但杨平还是能把得住自己的，他想的还是要“耸廉勤之节，塞贪竞之门”连连摇：大家都是同事，这样搞太难堪了。可家说既然是同事，有困难就要相互帮助嘛。说完丢下“信封”撒腿就跑，追都追不到。况且又有好朋友开导他：现在都是这样的，你也不要太书生气了，你现在不是专搞科技开发的高级农艺师，而是堂堂副镇长，别这是尊重你，况且又不多，只是表达一下心意。慢慢地杨平就变了，从忐忑不安、犹豫推辞到难得糊涂、半推半就，再到心安理得。但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，大的易是从不敢来的，只限于熟朋友之间“相互帮助”、“礼尚往来”其实，这样的“礼尚往来”是很不平衡的，这不，杨平当上副镇长后，文凭职称没变，工作也不比以前当农技站长时忙多少，工资单上的数值也没多大变化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家庭经济条件却大不一样了。这么一比较，渐渐地他似乎对当官就上了瘾。但他毕竟曾经是个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神圣书”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有时也为自己生方向的改变而羞赧。但眼前的利益是明显的，也是很有吸引力的。杨平为此彷徨过，苦恼过。有时他甚至怀疑自己这是不是一种病态。他还专门去新华书店买来一些书籍潜心研读，为自己怎么会染上“官瘾”寻找依据，以减轻心中的痛苦。慢慢地他认识到，在中国想当官且成瘾，古往今来都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。先说古代吧，如果那些寒窗面壁十年的读书没能捞个官位，就会愤懑愁闷一生，长叹短吁一辈子。要是一个已有一官半职的一时不被重用了，或被罢了官，那简直就没法活了，有的投了江，有的郁闷而死。这说明官位比生命还重要，难道还说他们没有“官瘾”可后也没说他们有什么不好啊。再说现代，不管他有没有什么能力和才力，即使是个酒囊饭袋，木瓜一个，只要在官位上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就是“指示”就有点如捣蒜般去执行，你说这样的待遇咋不教上瘾？想当年自己当农技员搞花木新品种开发时，绞尽脑汁试验成功了，想找有关领导批点钱说句话发个文推广应用，求爹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