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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寺院中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平。由于中日尚在和谈，日军管理人员显然把我们每一个人当做了筹码。筹码虽然不会被屠杀，可是拳打脚踢和羞辱虐待却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几十个人被分为一组睡在一间大屋里。日本人屋里没有床，大家就这么直接躺在大屋的地板上，每天只能以少得可怜的发霉大米和烂菜果腹。

日本国内百姓对北洋水师的憎恨仇视已经深入骨髓，今日终于一战消灭了这个心腹大患，自然举国上下欣喜若狂。我们这些清军俘虏自然也就成为了当地人最好的欺辱对象。我们一群人经常被挂着“清国战俘”的木牌游街示众，被日本百姓围观羞辱。一些人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在夜里悄悄自尽而死，另外一些人则想着逃走，结果也大多被当地百姓和看守抓住打死或者就此失踪。

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，燕儿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。每个饥寒难熬的夜里，我都要把脖子上挂着的北燕玉佩紧紧地地攥在手里，想着还在天津等待我的燕儿的笑靥才能进入梦乡。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念想，我也许根本熬不过那些黑暗的日子。

转眼时间到了四月，我从看守手里的日本报纸上知道了中日双方已经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。根据合约，中日双方战俘将被两国相互遣返。

之后果然没过多久，日军的战俘就陆陆续续回到了日本。他们在日本被宣传成了宁死不屈的战争英雄，得到诸多嘉奖，很多都重新回到了军中服役。

想到马上就能回国见到燕儿和父母，我的心中也喜不自胜。父母、燕儿、还有佟姐姐，知道我还活着吗，我失踪后父母和她们两个女子有没有哭泣呢？我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和亲人重逢的日子，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时间悄然到了那年年底，我终于在福冈登船启程返回国内。

为了体面些见到家人，尽管都身着破旧的衣物，我们一群中国人特意找日本船员借了剪刀，互相将彼此好几个月都没有打理过的头发胡子仔细梳理整齐。

押送我们的轮船停靠天津大沽口的日子，漫天大雪。令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，码头上迎接我们的并不是父母妻子温暖的拥抱，而是囚车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甲午战败之后，朝野上下把战败的罪责全部推到了北洋舰队的头上。舰队上下所有人都成了战败的替罪羊。比如丁汝昌提督自杀殉国之后，依然被下令褫其职籍，没收家产。还侮辱性地将其棺柩加三道铜箍捆锁，涂上黑漆，以示戴罪，并不准其下葬。其他侥幸幸存的水师军官也自不必说。比如邱宝仁邱先生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坚守来远